走了各地奉旨存留的那些银子？

朱常洛主导着这次讨论，目的就是把话题引到“农”之外的百业当中。

兼并土地，凭借士绅身份以更低成本获得土地产出，仍然离不开变现。

这变现，就已经进入到了商这个领域。

各个地方，士绅大户的取财基本盘，可以说都是粮食贸易。有了粮食，首先能让阖族子弟脱产进学，然后有原始资金参与更多利润更高的行业。

哪家士绅不行商？几家士绅没搞点小作坊、赚点地方以银代役之后以雇工形势来搞的公共事业工程？

而且特点是：越多参与工商的士绅之家，财富积累的速度比那些仅靠田土产出的人家快多了。

甚至可以说这是划分真正大族和寻常地方士绅的一个标准。

大家也听出来了皇帝想导引的方向，萧大亨说道：“陛下，若要再从这商税入手，只怕就难了。难在吏部、都察院。”

陈荐和朱国祚都看着他。

朱常洛再次点头赞同：“萧督政所言极是。就算上下都心知肚明这一块是远比赋役大得多的财源，却不那么容易稽核征缴。赋役毕竟有鱼鳞图册、黄册为依据，工商呢？如今不过是坐店征一些，市舶钞关这些商贸繁华之地设卡征一些。”

哪怕是在朱常洛十分了解的后世，这一部分仍旧是难题。

更别提如今这种主管部门缺失、会计规范缺失、信息沟通迟缓、管理手段落后的时代。

互相遮掩、做假账、贿赂地方官吏逃税……能想到的方法太多了。

所以萧大亨说难在吏部，难在都察院。

朱翊钧派出矿监税使，从盯着私矿开始到触及地方税收征缴，不就闹得“天怒人怨”？

没法子，根本没有规范的收税依据，再加上各地税监私欲膨胀，那不就倚仗皇帝撑腰直接给数字让地方交？

太粗暴了。

对此，朱常洛说道：“不能因为难就不做，这件事，总要去做的。如若不然，始终只让小民担赋役之重，士绅大户虽需厉行优免，但工商之利却大有手段遮掩避税。既享赋役优免，又得工商之利，这不公道。君臣不若议一议，这方面该怎么办。朕先说，官绅没了优免不是目的，国民都能比以前过得好、各有发家上进之途，朝廷财计也宽裕，这才是目的。”

至此，他算是把应该除了优免这一点明白说了出来，但又说并非想逮着士绅大户薅羊毛。

皇帝要达到的目的太难了，众臣不免面面相觑。

优免都没了，还要让官绅觉得比以前好，那怎么可能？

朱常洛见他们个个沉默不语，也不以为意。

即便是有心为国为民的贤臣，囿于时代见识，也不见得能具备足够的格局和魄力提出好法子来。

这里面牵涉到的问题太多，绝不只是什么鼓励工商又厉行商税那么简单。

朱常洛自己也没有一定生效的周全法子，但正如他所说，这件事总要去做。

纯粹农业创造财富的效率毕竟有天花板，国家想扩大财源必须从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入手。

“都不说，那就朕来说。”朱常洛这才让刘若愚翻开那屏风，“民间不好稽核征缴，那就从官办来征缴。地方士绅若说这是与民争利，那就不如加入官办。总之朕说了，国还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因时而变的道理，行之四海而皆准。朕说国民都能比以前过得好，也只是指大部分而非全部。那样的事，圣人也办不到，毕竟总有人不愿变，总有人不明白应该因时而变的道理。”

一个个地看过去，朱常洛肃然说道：“只不过你们都需谨记，百姓归心，国家就稳固，君臣才能继续分享权位名利。百官之中不明白这个道理，因家而忘国的，那就同样不合时宜。朕意即决，百官若愿从，士绅若愿变，那就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