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中下旬，伦敦

法国投降的消息，就像丧钟，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浓雾，重重敲打在伦敦每一个尚且清醒的人心上。

它带来的不是军事上的震撼，而是心理防线的彻底坍塌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冰冷呈现。

最后一个欧陆主要盟友的倒下，意味着不列颠群岛在物理和意识形态上，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岛，赤裸裸地暴露在德意志帝国那令人窒息的军事力量与核威慑的绝对阴影之下。

莫斯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窗帘紧闭，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外界那令人绝望的现实。

他眼窝深陷，瞳孔深处燃烧的不再是革命的火焰，而是挣扎与深入骨髓的恐惧。

法国的崩溃尤其是柏林在占领过程中展现出的那种混合着“人道主义”表演与绝对力量掌控的娴熟手法，让他的所有幻想彻底破灭。

他内心那架天平，无可避免地沉重地倒向了“必须谈和”的一端，尽管这念头让他感到无比恶心和屈辱。

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美国驻英大使几乎是不顾礼节地闯了进来。

这位大使脸上带着急切而诚挚的表情，言辞恳切：“莫斯利先生！请务必保持信心！美利坚联合工团绝不会抛弃我们在大西洋对岸的同志和朋友！总统先生已经授权我向您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加速物资运输，提供一切可能的技术和情报支持，请不要被暂时的挫折动摇！”

莫斯利听着这些话语，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他何尝不知道美国的价值？但法国的例子血淋淋地摆在眼前。

柏林用一枚从未在法国本土投下的核弹，就彻底压垮了巴黎的意志。

美国人的“全力支持”隔着浩瀚的大西洋，而德国的毁灭性武器，理论上随时可以降临到伦敦、利物浦、伯明翰的头顶。

这种“存在的威胁”与“承诺的支持”之间，存在着致命的时间差和可靠性鸿沟。

他含糊地应付着大使，心中却已明白，远水难救近火，华盛顿的保证在柏林的终极威慑面前，显得苍白而空洞。

然而，没等莫斯利从内心的剧烈斗争和与美国大使的虚与委蛇中理出头绪，一场来自内部的“逼宫”已然上演。

就在法国投降的消息被确认后的第四十八小时内，一群曾经被他压制、边缘化，或只是沉默遵从的党内与政府内的温和派、务实派罕见地集体出现在他的办公室。

为首的是前工团派元老，以及几位德高望重但一直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圈外的议员和文官。

他们的脸上没有往日的恭顺或回避，取而代之的是决绝和最后通牒的强硬。

“奥斯瓦尔德，法兰西的结局，你已经看到了，那不是战败，那是为了避免民族灭绝而做出的最后选择，伦敦还有整个不列颠，现在正站在同样的悬崖边上。”

莫斯利试图反驳，试图用他惯常的激情演说稳住局面，但对方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人民在挨饿，在恐惧，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骚乱只是开始！军队的士气……你自己清楚，德国人的条件苛刻，这我们都知道，但继续拒绝谈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把选择权完全交给柏林，交给他们决定何时按下那个按钮！”

另一位议员上前一步，语气更加咄咄逼人：“我们来的目的很简单：你必须立刻授权启动与德国的正式和谈接触，没有条件，立刻开始！如果你拒绝……”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锐利：“那我们这些人，就将以‘拯救不列颠人民免于毁灭’的名义，自行采取行动，寻求与柏林接触，到那时，你将不再是谈判的代表，而是……阻碍和平的障碍。”

“自行采取行动”——这无异于政变的委婉说法。

他们手里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