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赵守疆敲响了村头那口废弃多年的铁钟。钟声在薄雾中传得很远，惊起江边的水鸟。老人们拄着拐杖来了，妇女抱着孩子来了，最后连在县城打工的两个年轻人也回来了——赵明远的发小，听说他要修路，辞了工。

“乡亲们，”赵明远站在磨盘上，“这条路，不是修给外人看的。是修给我们自己，修给子孙后代。路通了，大豆能运出去，日子才能好。咱们村，不能就这么没了。”

人群沉默。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问：“明远，你当了支书，咱们村能像电视里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

“能。”赵明远说得斩钉截铁，“但得先有路。有了路，才有电，才有网，才有学校有新老师。咱们村，要成边境线上最亮的那颗星。”

“那还等啥？”赵守疆扛起一把铁锨，“我打头，在我倒下的地方，你们接着挖。”

第一锹土铲下去，是黑色的，在晨光中泛着油光。赵守疆抓起一把，握紧了，土从指缝漏出。“就是这土，养活了咱们祖祖辈辈。现在，轮到咱们养它了。”

修路比想象的难。春天的冻土硬如铁，一镐下去一个白点。赵守疆的虎口第三天就裂了，用布条缠上继续干。晚上，他在油灯下给手上的裂口涂药膏，赵明远看见，父亲的手掌像是干涸的土地，布满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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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吗？”

“疼。”赵守疆咧嘴笑，“但疼得好。不疼，就忘了这土是啥滋味了。”

第七天，村里最老的寿星，九十二岁的李奶奶让孙子推着轮椅来了。她太老了，老得说不出话，只是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里面是皱巴巴的二百块钱。

“奶说，这是她卖鸡蛋攒的。”孙子翻译，“她说，她爹埋在对岸，她回不去了。但路修好了，咱们村就在了。村在，根就在。”

钱在人们手里传递，最后传到赵明远手里，滚烫。那不是钱，是命。

第十天，县里来了人。交通局的干部拿着图纸，说这条路不在规划内，属于“村民自建道路”，不能给补贴，还可能有违规风险。

“违规？”赵守疆站起来，七十岁的人，腰杆笔直，“1948年，我爹带着乡亲们给解放军修路送粮，那时不说违规。1969年，全村人一夜之间挖了三公里战备道，那时不说违规。现在，我们要修一条活命的路，就违规了？”

干部面露难色：“老爷子，规定就是这样……”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赵明远接过话，“这样，我们不要钱，只要政策。路我们修，但需要的时候，请县里给我们开个证明，证明这条路合法，能让货车上路。”

“这……我得请示。”

“那就请示。”赵守疆指着远处江对岸的了望塔，“你看见那个了吗？那是别人的眼睛，天天看着咱们。他们想看什么？想看咱们村没了，人走了，地荒了。那咱们偏要活，还要活得更好。这条路，就是咱们的应答——中国的土地，一寸不会荒；中国的人，一个不能少！”

干部愣住了，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又看看周围那些握紧工具的手，最后点了点头：“证明，我想办法。”

春去夏来，路一天天延伸。最艰难的一段是经过老坟岗，那里埋着村里的先人，包括赵守疆的太爷爷——虽然尸骨在对岸，但这里立了他的衣冠冢。按老规矩，动土要祭拜。

祭品很简单：一碗新米，一杯江酒。赵守疆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太爷爷，孙儿要动土了。不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让咱们赵家屯的人活下去，让这片土地还有人守。您当年吞土守土，今天我们修路守村，是一个理。您在那边，保佑咱们。”

说完，他举起镐，第一个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