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捧黑土。“有啊。不过最好的种子，是种在这土里的。”

“这是什么土呀？好黑好亮。”

“这是咱们东北的黑土地。”李卫国拧开瓶盖，让小女孩闻了闻，“有股子香味，是不是？”

小女孩用力点头。

“这土啊，养过我的爷爷，养过我的爹，养过我，以后还要养你，养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李卫国把土倒回瓶里，拧紧，“只要土在，种子在，咱们中国人，就饿不着。”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银白色的建筑上，也照在建筑周围新耕的试验田里。那些从种子库取出的种子，已经冒出嫩绿的芽，在春风里，微微地颤。

界碑

嘉峪关以西三百公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有块地方叫“一棵树”。不是真有一棵树，是戈壁滩上立着个歪脖子老胡杨的枯桩，风沙磨了百年，还倔强地戳在那儿，像根指向天空的指骨。

哨所就在枯树旁，红砖砌的平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这里驻守着边防某团七连四班，五个兵，一条叫“铁蛋”的老狗。

班长杨大山，山东人，在“一棵树”待了十二年，脸上被风沙刻出深深的褶子，像干涸的河床。此刻，他正带着新兵周小川巡线。

说是巡线，其实就是沿着那道蜿蜒在戈壁滩上的铁丝网走。铁丝网年久失修，锈迹斑斑，有些地方被风沙掩埋，得用脚踢开黄沙才能看见。每隔五百米，有个水泥桩，上面用红漆写着“中国”，风吹日晒，字迹斑驳。

“班长，这铁丝网...能防住啥？”周小川喘着粗气问。他是南方兵，来哨所三个月了，还是不适应这能把人抽干的干燥。

“不防人，防心。”杨大山头也不回，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看见这网，就知道，里头是家，外头是国境线。”

周小川似懂非懂。他抬头，天是那种被漂洗过的蓝，一丝云都没有，空旷得让人心慌。远处，沙丘起伏，像凝固的黄色海浪，一直涌到天边。这就是祖国的边疆？和他想象的“锦绣河山”不太一样。

中午，两人在界碑旁休息。界碑是花岗岩的，一人高，正面是庄严的国徽，背面刻着“中国”和编号“177”。碑身被风沙打磨得光滑，棱角处能看见细密的凿痕——那是历代守边人用手指摩挲出来的。

杨大山从挎包里掏出水壶，递给周小川。水是温的，带着塑料壶的味儿。周小川喝了一口，舍不得多喝。哨所用水全靠每周一次的补给车，每人每天定量三升，喝、用、漱口全在里面。

“班长，你在这儿十二年，咋待得住的？”周小川忍不住问。他想念家乡的青山绿水，想念湿润的空气，甚至想念城里恼人的堵车和霓虹灯。

杨大山没立刻回答。他走到界碑前，伸出手，手掌贴着碑面。花岗岩被太阳晒得滚烫，可他的手心更糙，老茧摩擦着石头，发出沙沙的轻响。

“看见这碑了吗？”他说，“它底下，埋着东西。”

“啥？”

“我爹的烟斗。”杨大山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工程兵，六十年代来修这条路，病倒在这儿。临终前，他跟我说，娃，爹回不去了，你把爹的烟斗埋在这碑底下，让爹看着这条路。”

周小川愣住了。他看向脚下，黄沙漫漫，看不见任何标记。

“不只是我爹。”杨大山的手还贴在碑上，像在感受它的温度，“1950年，第一支勘界队在这里立碑，三个战士迷了路，再没回来。1976年，大雪封山，补给上不来，老班长带着人扒骆驼刺的根吃，最后活下来的，只剩他一个。1998年，沙暴，哨所被埋了一半，是当时的指导员用身体挡在门口，让新兵先钻出去...”